1960 年代到1980 年代，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经历了相似的经济迅速崛起历程。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刺激下，两国货币币值也都经历了大幅度升值重估。仔细比较日元与德国马克这段时期的不同特点、不同环境以及给经济体带来的不同结果，对当今人民币面临的币值重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结果来看，1960年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2：1升值到1.5：1，其间累计升值2.8倍，升值幅度超过日元。当中，日本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牺牲货币政策追求汇率稳定，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一次性重估，而牺牲独立货币政策的后果最终导致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泡沫却并没有在德国发生。这里，一直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德国成功避免泡沫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可能被市场忽略，就是欧洲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区域货币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而日本，则是单独承受货币升值压力的冲击。这一因素可能是这时期日德两国货币所处外部环境最大的不同点。

1972年，欧洲共同体国家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这种联动机制一定程度上转嫁了国际投机资金的视线。像芬兰马克、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等货币，都曾在这一时期分担过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

以芬兰货币为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芬兰选择了钉住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由于德国是芬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所以芬兰货币实际上钉住德国马克。而挂钩德国马克让芬兰吸引了大量投机资金，因为德国马克升值也会带来芬兰货币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德国货币所承受的投机压力。投机资金对芬兰货币的冲击，最终让芬兰退出了钉住制度。

欧共体当时之所以推出区域货币联动机制，是由于欧洲各国贸易投资往来频繁，这一货币机制非常有利于稳定区域整体经济和各国物价水平，并且能够减小一国货币升值对区域内他国货币的相对升值水平。

借鉴到这一历史经验，“区域货币联动机制”是否符合当前的东亚地区？日前法国央行行长诺瓦业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建议东亚的统一货币进程之中，目前即可以尝试欧洲此前曾经运行过的区域货币联动机制。

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与东亚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而当今中国却与东亚在贸易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今中国与日、韩、东盟之间的贸易量非常之大，中国在保有具有巨额对美顺差的同时，却同样有巨额对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中、美、东亚三者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以中国为中转的贸易三角关系。去年7月人民币升值翌日东亚货币纷纷升值，日元、韩元、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新加坡元，以及港币、新台币等都受到冲击。

当然，正如诺瓦业谈及货币合作进程时所言，货币体系合作的前提需要多层次的政治合作，而这正是东亚地区货币进程的重要阻碍。

阻碍归于阻碍，假如具备深层次贸易背景关系的东亚地区能进行充分的货币金融合作，这将不仅能改善人民币面临的国际环境，同时还不至于改变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