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年初时，曾经与一位基金经理到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去讲课。主办方除了邀请基金经理之外，还邀请了一家经常在本地电台、电视台进行股评的某咨询公司的股评师。当时的市场并不景气，来的听众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基金经理讲课自然十分理性，实话实说在当时市场形势下基金给客户带来的年收益不超过10%。看得出来，底下的听众对这个收益率十分不屑，多数人先是昏昏欲睡，再是交头接耳，后来干脆小声鼓噪：“讲什么基金？还是快请某老师来讲吧！”

　　片刻，基金经理讲完，主办方宣布请著名的某大师讲课，只见大门开处，一队人马走进会场，为首的自然是某大师，身后跟了四五个人，扛着灯光、摄影机、藤椅等道具前呼后拥地走进会场，好不热闹。大师在会场当中藤椅落座，清清嗓子，大声宣布：“请各位把纸和笔拿出来，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推荐几只将在未来2到3周内上涨50%的股票。”场内听众如闻仙音，顿时来了精神，个个掏出纸笔竖起耳朵小心记录，惟恐听漏了大师的只言片语。暏此情景，不禁又气又笑。到现在，该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达到80%的收益，在基金中名列前茅，讲课内容是字字珠矶，可惜却无人识货。某大师所谓3周内必涨50%的股票，十之八九是骗人的。中国普通民众对金融知识之匮乏和对基金认识之偏颇，令人感叹。

　　基金之于中国是舶来之物，人们一时无法认识到基金的妙处。中国民众长期以来视股市为投机之所，从无真正的投资意识，在熊市里恨基金不挣钱，在牛市里又嫌基金挣钱慢，理性的投资理念总是不受欢迎。面对投资者，基金从业人员通常是从基金ABC基础知识开始讲起，尽力让人们了解基金的知识、理念、投资方法和投资流程，我们业内称之为“布道”，意指象传教士讲解经文那样灌输。

　　基金布道的种种艰难常常使我想起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故事，以古鉴今，两者在许多方面确是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利玛窦于万历五年（1577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往印度传教的教团，万历十年四月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吸取了前辈传教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并发明了“上帝”的称谓。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这使他继续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而基金同样将国际经验与国内现状相结合，使得投资者逐步接受，并一度创造出“核心资产”等概念。

　　由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传教士在肇庆、广州、绍兴、桂林等地均遭到当地官绅的反对铩羽而归。利玛窦为在中国传教，用尽了一切办法，获得万历皇帝的晋见，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利玛窦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但各地的抗议活动依然此起彼伏，两种文化的冲突仍在继续。

　　投资与投机同样在市场中不断产生冲突，就象当初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但冲突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趋势的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国民已经非常开化，对外来事物再没有从前的激烈抵触。基金进入中国不足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基金已是从不了解到逐步接受，基金总规模从零发展到2005年底的约3800亿，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让投资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是广发基金公司投资总监朱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或许这也正是每一位基金从业人员承担的布道工作之神圣所在。

　　
(广发基金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
中国证券报　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