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他放手去做，没有我，他也可能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用的融资并没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只拿我们的股本去冒险，或许比股本多一些，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冒我们的股本好多倍的风险。

　　这是你最大的成就之一，过去几年来，你的基金在外汇的方向上，也做了若干结果并没有那么好的错误判断，在这些决策上，你担任什么角色？

　　和在英镑上的决策完全相同，一九九四年，我们在日元上犯了错误，但是我们的损失程度被过度夸大了，外面传说我们损失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对，我们在一九九四年二月损失六亿美元，可是在当年年底就补赚回来。毫无疑问的，我们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步调错误，我是这种思考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我应该负的责任和在英镑上完全一样，我在判定我们在什么地方出错这件事上，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们专注在逐步开展的美国和日本贸易争执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们没有体认到日元强势有更根本的原因。

　　你在纽约的时间不像过去那么多，你主要是在东欧，从事你的基金会的活动，对吗？

　　不再是这样了，我待在东欧的时间比过去五年都少。

　　你在外面时，和纽约办公室的联络有多频繁？

　　电话线路够好时，我每天和办公室联络。

　　你和朱肯米勒通话吗？

　　对，也和其他人谈话。

　　他寻求你的建议吗？你指引他某些方向吗？还是你们的谈话大部分是问题的对答？

　　他负责管理